“尤其是在一些比較‘搖滾’的行業——電影、電視、出版以及媒體等——各家公司會一直挑戰底線，看他們能以多低的津貼或薪水從年輕人身上榨取多少東西，”佩爾林說，“而人們對這些工作的渴望也足以讓他們逆來順受。”
“你必須要有一種你在為這個世界做一件好事的感覺，而在有些工作中，這是很難有的。如果你是個醫生或者律師，或者甚至做金融，你也能給自己說得過去。但如果你是在時尚界，那就像是：‘噢，哥啊，誰在乎呀？’”
諷刺的是，這些千禧一代，也正是經常肩負着深夜值班監管社交媒體或者電郵的人們，他們或許低估了這些工作的金錢價值。佩爾林指出，他們在互聯網上免費消費文化的習慣，已經“轉移到了工作領域，於是他們更樂意接受實物交換或者實物報酬”,比如免費的午餐。而他們最重大的報酬還是建立“文化資本”(cultural capital)，而不是“金錢資本”(capital capital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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